中国的“硅谷”：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

这年 6月，深圳市召开“经济战略研讨会”，与会者纷纷发言，对《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工业园规划》高度肯定。
随后，是给科技工业园选一个合适的地址。梁湘在特区地图上搜寻了许久，盯住了一块位于深圳大学以东、沙河以西，以及深南大道以北的土地，共约 3.2平方千米。这块生长着 3000多棵荔枝树的土地，市政府原来划给南油总公司，但久未开发，荔枝树一直蓊蓊郁郁，似乎在嘲笑着什么。梁湘左右权衡后，决定将它改划归科技工业园，且迅速划定了红线。

南油总公司的个别负责人听说后，脸色铁青，不同意这一决定。科技工业园开工后，他还派人到工地蛮横阻挠。梁湘得悉，桌子一拍，发了脾气，马上责成有关部门严肃处理。阻碍烟消云散，科技工业园的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1985年 7月 30日下午 3点，烈日当空，科技工业园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周光召、梁湘和梁嘉等人到场，在四周人群兴奋的目光中，他们微笑着铲下了第一揪土。远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听说后，深表关切，挥笔给科技工业园题词，中央书记处书记谷牧也欣然发来贺信：“这是我国把现代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新的尝试，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科技工业园采取“政企分开”的管理体制，成立了“深圳科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梁湘和周光召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深圳科技工业园总公司则负责园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深圳科技工业园是中国第一个建立新型科技体制的工业园区，建成后的头 3年，便吸引了新加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和中国香港等地的投资商前来投资技术型产业，总规模超过 5000万美元。

李灏接替梁湘就任市委书记后，继续关注科技工业。1987年 2月，他主持制定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即“18号文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允许科技人员用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

多年后，华为公司的创办者任正非感慨地说：“没有‘18号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除了华为，其他科技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1988年 5月，深圳市政府发文批准的民间科技企业便达到了 77家，科技可以创造财富，令国人耳目一新，这些民间科技企业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趁着这股强劲的东风，又受到法国、联邦德国“科技苗圃”，美国“新企业孵化器”的启发，深圳科技工业园建立了民间科技开发基金和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企业投资的科技开发基金和中心，许多后来叱咤风云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始了从无到有的创业史。

然而，所有这些都还只能算是探索，处于经验积累阶段，与厉有为设想的调整产业结构有不小的距离。

1995年 4月，深圳市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会上，厉有为结合两年来的思索，意气风发地做了关于“二次创业”的报告。他肯定了过去第一次创业的成绩，认为“为深圳经济特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出了要进行第二次创业：调整产业结构，高速推进经济发展，发展高端服务业、金融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他还提出，要建设龙岗大工业区，把原经济特区内的主要工业迁到坪山，原经济特区内今后主要发展金融、贸易和第三产业服务业。

调整产业结构，遇到的阻力不小。两年前，厉有为便要求凡属于污染环境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必须坚决迁走，但执行不彻底。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囿于当时的条件，不少投资商前来开办的企业，诸如小型电镀厂、化工厂和印染厂，都属于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和污染环境的企业。蛇口便有 50多家小印染厂，日常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等“三废”，严重污染了环境。

厉有为认为，这些企业影响了深圳的未来发展，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只能彻底淘汰。他下定决心“二次创业”，政府部门也就动起了真格。

这一下可谓捅了“马蜂窝”。这些“三来一补”企业对各个村子而言，都是“宝贝”，是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们靠着它们致富。他们很不理解市政府的举措，埋怨不已。一些村主任也附和他们的声音，甚至联名向省委、省政府和其他机关写信，状告厉有为，说他侵犯村民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唱对台戏，要求把厉有为赶走。

告状信飘荡一阵，很快到了省委书记谢非的手中。他沉着脸，一字一句看完，心里冒火，但颇为慎重，决定先找厉有为了解情况。

厉有为还不知道有人告状，被突兀叫到广州，与谢非相对而坐时，才知道这回事。他心中无愧，侃侃而谈，向谢非汇报了深圳发展存在的弊端和自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设想。他说，不淘汰落后和低端企业，不但深圳难以持续发展，环境也根本承受不了。

谢非微微点头，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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