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阅尽意气平 ——《问苍茫》创作谈

其实她很能说，只是没机会给她说。其实边缘人的感受都是相通的。其实经历过雇佣关系的人，很多感觉，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互相一比画就懂。记下这些，仅仅表示我对她的敬意。同时也要对众多无名的网络作者表示敬意，是他们真切的生活感受给了我很大启发。

我们那个杂志失败以后，编辑部的同仁都各奔东西作鸟兽散了。他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都为寻求新体制新生活而来。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地相信，即使是漂泊，也比无聊强；即使被剥削，也比混日子强；资本家再丑陋，也比单位领导强。当然，这个信念的背后是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有一句口号很能体现当时那种幼稚：万恶的资本家，快来剥削我们吧！那时我们都还没有真正见识过资本。在巨大的历史悖论面前，在匪夷所思的丑恶面前，我们才惶恐，才迷惘。烧香请鬼的黄道士太过浪漫了，不知道美丽的女鬼也是鬼。

我们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市场经济那么简单。资本主义首先是它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关系，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一整套文化意识法则，其次才是它的交换方式，即市场经济。生产先于交换，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换，我们天天嚷嚷的市场经济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上。比如香港和深圳的合作，提出了一个“前店后厂”模式；深圳和粤北合作，也提出一个“前店后厂”模式，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是“前店后厂”模式。为什么大家都争着开“店”不愿意做“厂”？因为人人都清楚，店是脸面，厂是屁股，脸上可以浓施粉黛，而屁股呢？屁股却要藏起来。我要做的，不过就是揭示店和厂的联系，仅仅是证明脸面和屁股其实是长在同一个人身上。

为什么要问苍茫？一句话，因为困惑。时代的困惑，知识的困惑，文学的困惑。面对这个纷繁复杂变化频仍的世界，谁能做出准确有力令人信服的解释？起码我不能，也没看见谁能。看不懂便要问，由此才需要探索，需要求知求解。在这层意思上，小说便是最好的载体，它把这种困惑丝丝缕缕地还原，清清楚楚地呈现，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是时代给了艺术一个机会，让它有了表演的舞台。我不认为写小说就是要给谁指路，路要靠自己走，腿长在自己身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只有等待历史去回答。

起初的想法，仅仅是要写一部关于新时代工人的小说，寻找新人，眺望新世界，是我对审美的理解。因为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打工仔和深圳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物，但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并不十分清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付艳霞和我通过几回电话，初步定下的书名叫《工贼》，她来信说：“《工贼》，或者说关注当下劳资关系的小说，谁关心，给谁看是个问题。如果简单写成劳资矛盾，农民工招工过程中遇到的黑幕，等等，社会关注度一定比较小。而且，情节模式很容易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反而是最初我们聊过的，写在市场经济、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催化下，工人阶级（阶层）的整体现实变化，比如面孔模糊，比如他们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难以挣脱的小农意识、奴化意识，以及没有来得及消化的民主意识，等等，这个很有味道。……不急，我觉得需要把这个有关工人的问题想透了，农民向工人的转化，资本和工人，党和工人，资本和政策意图，工人阶层内部，其中的利弊得失，历史现实，这样，或许才能写出一个有味道的东西来。”付艳霞是个文学博士，十分了得，经她提示，我所熟悉的那些企业里的人和事一天天地纷至沓来，直到把我淹没。

2008 年1 月去北京开会时，我见到了付艳霞，一个漂亮的孕妇，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我谈到了几个人物的大体设想和故事，我问小付：“你希望见到一根故事的绳子上挂着几个人物呢，还是希望见到几根人物的绳子上挂着一个故事？”小付的回答是，当然是一根故事的绳子啦。我明白她希望小说好看，好看就意味着印数，这个问题确实很傻。可是回来以后怎么想都觉着不应该这么写，这么写就太“编”了。老实说我也不缺编故事的心眼，但不甘心仅仅做个编故事的匠人。后来也有朋友建议我把三次罢工写成三场大戏，并在高潮中结束，可是最终还是没那么写。我写了四根“绳子”——柳叶叶的成长史、常来临的挣扎史、赵学尧的堕落史、文叔的涅槃史——上面晾晒着一个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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