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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都市小说”
作者：陈继会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新都市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1 人已围观
2005 年秋，借助新一届鲁迅文学奖在深圳颁奖的机会，借重到会的作家、评论家，活动的主办方以“中国当代都市文学”为题，举行了讨论会。围绕中心议题，会议讨论了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诸多问题。媒体的热情报道使会议所论受到广泛关注，但也因部分报道内容的误读或失真，反倒招致非议。批评者对某些媒体将表现都市感觉与乡土抒写对立起来，预言都市文学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乡村题材文学将逐渐被“边缘化”( 大概意思) 等说法表示了质疑和批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学与传媒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我以为批评者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文学不是新闻，炒作于文学无益。任何文学现象，我们都应将其放置在文学的历史中去考量，对于新都市小说亦应如此。大约十年前(1994 年)，深圳《特区文学》曾审慎而又及时地打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号。但这一旗号，在后来的文学实践中，却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被评论界所普遍认同。寻思其间的原因，大约有这样两点：第一，深圳偏于一隅，又非文学要地，依据常规，文学的话语权通常是掌握在京、沪等这样的重镇手中，像深圳这样的小城市、新兴城市，一般只有“附庸风雅”的份，而无“发号施令”的权力；第二，如果对于所提口号的解释又未能尽善，势必更加影响对口号的认同度。未能充分地从文学发展的自身去关注讨论这一现象，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譬如，倡导者以及后来参与讨论的人们，过于强调是“新都市”的文学( 意指是像深圳这样的沿海特区城市、新兴城市的文学)，而不是新的“都市文学”( 即作为已有都市文学合理发展的新的文学)。文学诚然需要“江山之助”( 地域文化对于作家、文学的强烈影响)，但文学仍有其历史的、共同的传统，过于强调地域特性或其他因素，则会割裂或多少忽略新都市文学的历史渊源、共有背景，限制人们在更广大的层面和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历史语境中去讨论问题，应该让文学回归自身。唯有如此，一个新的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可能及时而又准确地描绘此一文学现象的既有形象；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继承已有的文学资源，深刻地揭示此一文学的已有的实绩和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
新都市小说是新都市文学的重要构成方面。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尝试对新都市文学( 新都市小说) 重新进行界定。首先是它之所以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20 世纪90 年代在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与转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即一种“类消费社会”“类后现代”的社会形态。中国都市文化由20 世纪80 年代强调主体性的精英文化向非主体性的世俗文化转型。20 世纪90 年代文化形态和历史语境的令人瞩目的变化，同时带来了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机制、社会审美风尚的嬗变。基于这一背景，新都市小说应运而生。这是一种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20 世纪80 年代都市文学有着文学渊源但又迥别于上述文学形态的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现象。新都市小说植根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文化，通过绘写现代都市景观，展示都市人丰富驳杂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都市情绪，彰显都市精神，从而表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新都市小说已经并将继续表征并催生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转型、生成与建构。
这一界定，肯定了新都市文学( 新都市小说) 历史的、文化的与文学的确定性，指出了新都市文学的历史渊源、现实背景和可能走向。
新都市小说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天外来客，它是已有的中国文学从清末的“市民小说”到后来的“城市文学”( 都市文学) 的一个合理的承续和发展，它有着丰厚的文学传统和明确的文学个性。其文学传统理应包含两个层面：历史的文学资源和当下的文学资源。所谓历史的文学资源是指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的20 世纪中国城市文学资源。在整个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城市文学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源于20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不发达，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近代以降，虽有部分因通商而繁荣的城市( 如上海)，但其“十里洋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又屡屡受到批判，成为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的“异类”，其间所产生的城市文学大多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看重；同时也源于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现代作家极强的“乡土根性”“乡土情结”所导致的对城市的不认同或有意的疏离，致使“城市”始终没有成为他们的主要审美对象。即便如此，20 世纪依然有着不可忽略的城市文学传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城市文学，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苏青等的都市小说，以及京派作家中关于城市题材的创作，20 世纪80 年代以反叛相标榜的徐星、刘索拉、张辛欣等人的关于城市青年生活的小说，都是不可忽略的都市文学传统。
我以为批评者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文学不是新闻，炒作于文学无益。任何文学现象，我们都应将其放置在文学的历史中去考量，对于新都市小说亦应如此。大约十年前(1994 年)，深圳《特区文学》曾审慎而又及时地打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号。但这一旗号，在后来的文学实践中，却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被评论界所普遍认同。寻思其间的原因，大约有这样两点：第一，深圳偏于一隅，又非文学要地，依据常规，文学的话语权通常是掌握在京、沪等这样的重镇手中，像深圳这样的小城市、新兴城市，一般只有“附庸风雅”的份，而无“发号施令”的权力；第二，如果对于所提口号的解释又未能尽善，势必更加影响对口号的认同度。未能充分地从文学发展的自身去关注讨论这一现象，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譬如，倡导者以及后来参与讨论的人们，过于强调是“新都市”的文学( 意指是像深圳这样的沿海特区城市、新兴城市的文学)，而不是新的“都市文学”( 即作为已有都市文学合理发展的新的文学)。文学诚然需要“江山之助”( 地域文化对于作家、文学的强烈影响)，但文学仍有其历史的、共同的传统，过于强调地域特性或其他因素，则会割裂或多少忽略新都市文学的历史渊源、共有背景，限制人们在更广大的层面和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历史语境中去讨论问题，应该让文学回归自身。唯有如此，一个新的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可能及时而又准确地描绘此一文学现象的既有形象；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继承已有的文学资源，深刻地揭示此一文学的已有的实绩和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
新都市小说是新都市文学的重要构成方面。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尝试对新都市文学( 新都市小说) 重新进行界定。首先是它之所以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20 世纪90 年代在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与转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即一种“类消费社会”“类后现代”的社会形态。中国都市文化由20 世纪80 年代强调主体性的精英文化向非主体性的世俗文化转型。20 世纪90 年代文化形态和历史语境的令人瞩目的变化，同时带来了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机制、社会审美风尚的嬗变。基于这一背景，新都市小说应运而生。这是一种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20 世纪80 年代都市文学有着文学渊源但又迥别于上述文学形态的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现象。新都市小说植根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文化，通过绘写现代都市景观，展示都市人丰富驳杂的生存状态、文化性格，反映都市情绪，彰显都市精神，从而表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美学内涵。新都市小说已经并将继续表征并催生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转型、生成与建构。
这一界定，肯定了新都市文学( 新都市小说) 历史的、文化的与文学的确定性，指出了新都市文学的历史渊源、现实背景和可能走向。
新都市小说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天外来客，它是已有的中国文学从清末的“市民小说”到后来的“城市文学”( 都市文学) 的一个合理的承续和发展，它有着丰厚的文学传统和明确的文学个性。其文学传统理应包含两个层面：历史的文学资源和当下的文学资源。所谓历史的文学资源是指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的20 世纪中国城市文学资源。在整个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城市文学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源于20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不发达，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近代以降，虽有部分因通商而繁荣的城市( 如上海)，但其“十里洋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又屡屡受到批判，成为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的“异类”，其间所产生的城市文学大多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看重；同时也源于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现代作家极强的“乡土根性”“乡土情结”所导致的对城市的不认同或有意的疏离，致使“城市”始终没有成为他们的主要审美对象。即便如此，20 世纪依然有着不可忽略的城市文学传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城市文学，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苏青等的都市小说，以及京派作家中关于城市题材的创作，20 世纪80 年代以反叛相标榜的徐星、刘索拉、张辛欣等人的关于城市青年生活的小说，都是不可忽略的都市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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