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放纸鹞

风筝，深圳当地人叫作“纸鹞”，有人写作“纸鸢”，史书载有“南鹞北鸢”之说法。
 
风筝据说是五代以后的称谓，五代（907～960）之前称之为“纸鹞”，民间多叫“鹞仔”“鸢子”。深圳的“纸鹞”叫法，明显沿袭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称。明代陈沂《询刍录》载述：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初，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故名风筝。

 
清康熙《新安县志·风俗》曰：“九月重阳，祭墓，登高，放纸鹞。”也就是说深圳人在300多年前就有以这几项为主要内容的习俗了。当地的祭墓，一年中有清明的春祭和重阳的秋祭。在秋天郊野祭墓后，登高和放纸鹞逐渐演变为独立游乐活动，至今历久不衰。
 
民间传说登高放纸鹞的原意，在于躲避灾难，让瘟邪病疫像断线纸鹞那样远远飘离而去。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详述了“桓景避祸”的一个道教神仙故事。传说东汉年间河南汝南县闹起了瘟疫，夺走了不少无辜的性命。有一个叫桓景的农村青年，他的父母也得瘟疫病死了。桓景听说汝河里有一个瘟魔，每年都要出来散布瘟疫，危害人间。为了替乡民除害，桓景打听到东南山中有一个叫费长房的神仙，他决定前去拜访。但历经千山万水，不见仙人踪迹。一天，他忽然看见眼前有一只雪白的鸽子不断地向他点头，桓景走近一看，鸽子飞走了好几丈远，落地后又不断地向桓景点头。就这样，桓景跟着白鸽，终于找到了费长房的仙居。桓景走到门口，恭恭敬敬地跪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大门忽然打开，一个白发老人慈祥地说：“弟子为民除害心切，快跟我进来吧。”费长房随后给了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教他降魔法。当桓景熟练了剑法，费长房走过来对他说：“今年九月九，汝河瘟魔又要出来害人，你赶紧回乡为民除害。现在我给你茱萸叶子一包，菊花酒一瓶，让你家乡父老登高避祸。”说罢，招来一只仙鹤，把桓景送到汝南去了。
 
桓景回到家乡，九月九那天他带着全村老小登上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叶子分给众人，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喝了一口，以避瘟疫。不一会儿，汝河里狂风大作，瘟魔果然出来，企图危害百姓，却被菊花酒气和茱萸香味挡煞住；瘟魔刚转身，就被桓景宝剑“嗖”的一道寒光，劈死在地上。从此，汝河两岸的百姓安居乐业，九月九日登高避祸的习俗也就流传了下来。
 

重阳祭墓，衍生出秋游、登高、避祸、放纸鹞之俗，1500多年没变。深圳人玩纸鹞，多在重阳秋爽季节，而不是像北方人在清明时节放纸鹞，是因为南方清明时节阴雨绵绵，不好旷野放飞。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在乡间放的纸鹞，多数为纸制平面四方形的，带两至三条纸条作尾巴，其形状与民间所贴门神画近似，此鹞巧妙地融入天公神灵护佑的愿望而放飞。深圳客家人的纸鹞，制作更加朴素简单，只用彩纸裁成四方板凳形状或八仙桌面般大小，取竹篾一支弯曲，一支垂直，用砂纸糊撑住彩纸四角，贴上尾巴，拴好线，即可放飞，这叫“马拉”或“长尾拉”。有一种稍大的没有尾巴的四方纸鹞，叫“阿婆鹞”。“阿婆鹞”虽然飞得不特别高，但是“高庄”，即以容易掌握飞翔平稳而得名。
 
深圳西部广府人的纸鹞较为讲究，接近广州纸鹞风格，除扎架、糊纸、描画外，很注重放飞的“线”——一种用缝衣线浸胶粘上玻璃粉末的线，它既细、韧，又锋利，很适合“斗鹞”（后用鱼丝线、蚕丝线、尼龙丝线等）。“斗鹞”俗称为“鎅（音jiè）鹞”，也就是“斗”谁放得高、放得远，鹞线最后不被别的鹞线“锯断”为优胜者。当数只“悍鹞”在空中纠缠、翻飞，鎅断风筝丝线败北飘下时，孩儿们无不欢腾雀跃，除了输赢几粒“糖仔”外，还会美美地谈论数日。童谣有唱：“九月九，纸鹞断线天下走。”
 
重阳节，除了利用天高云淡的机会郊游、爬山、放风筝之外，深圳不少人还一大早蜂拥到梧桐山下仙湖弘法寺烧香，或者到香港新界沙田车公庙拜一拜，买个风车转转运。100多年前，与深圳同属新安县的香港还有个特别的习俗——重阳照“转运照”，也就是照相者不取相片，照相机里也不必装上底片，只装模作样地面对镜头，让快门发出“咔嚓”响声就可以了。这般照法，隐喻来年“照样带来好运气”。这个习俗可能是香港独有，据说至今也消失了。
 
时至今日，“转运照”没人再照，菊花糕和茱萸酒也少人吃喝了。唯有有益于现代人身心健康的登山和风筝活动，依旧显得生机勃勃。20世纪末以来，“羊台山登山节”“梧桐山登山节”“南山登山节”“凤凰山登山节”和“莲花山登山节”等活动方兴未艾。深圳“放纸鹞”风俗，又从原生态的自娱自乐，发展到现代风筝表演、观赏和国际交流活动。2006年秋，深圳举办“中国·深圳（大梅沙）首届国际风筝节”，时至今日已连续举办了9届。每年重阳节前后，几十个国家100多支高水准的风筝运动员队伍云集大梅沙沙滩，加上活跃的民间风筝团体，数千只风筝在大梅沙同时放飞，给深圳的绮丽蓝天增加无比的动感、色彩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