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客家的深圳故事

历史证明，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转折关头，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创造奇迹。三百多年来，滨海客家人在最艰苦动荡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经历了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这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从中演绎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深圳故事，折射出滨海客家人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独特贡献。

深圳地处南海之滨，东临大亚湾，西抵珠江口，南接香港新界，有蜿蜒260公里的海岸线，扼珠江口要冲，自西汉始就是通往南海、印度洋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和驿站。历史上，深圳地区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居住着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深圳最早的客家人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翔实可证的资料，但大批量客家人进入深圳则是在“迁海复界”发生之后的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三百多年来，深圳客家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辛勤垦殖，开枝散叶。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重要的历史关头，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创造奇迹。从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这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时间节点，可以梳理出一部深圳客家简史，从中演绎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折射出深圳客家人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独特贡献。

复界垦殖，开基创业

新安县历来是“粤省屏藩，全广门户”，为广东的海防重地。

清朝初年，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反清复明势力据守台湾，活跃于东南沿海。清廷为打击抗清势力，实行“坚壁清野”“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的禁海政策，将东南沿海边界线内迁五十里，再迁三十里。地处滨海的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列入“迁海”范围，官兵在沿海建筑炮台哨所，驻兵戍守，界外地区不准人们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者立斩。这对于新安县和其他沿海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史载：“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二《地语》中说：“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摘自 王卫宾.深圳掌故[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37.）

自康熙六年（1667年）以来，广东巡抚王来任和两广总督周有德为民请命，上呈《展界复乡疏》，力陈“迁海”之弊，终获得康熙皇帝的恩准，于康熙八年（1669年）开始“复界”。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开始全面“复界”。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后，迁来新安县者渐众。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来的广府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山区，尤其梅州来的客家人。但原居民死丧过半，归来者甚少，在“复界”后的三年间，即康熙八年至十年（1669—1671年），从邻近东莞、惠阳等地迁回新安县的居民仅3148人。于是清廷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招垦政策，比如提供种子、耕牛，减免税赋等，鼓励招引农民复界垦殖，以此来推动招垦活动的开展。闽粤赣和东江流域的客家人，尤其是今梅州、惠州等地客家人，在招垦优惠政策的吸引下，纷纷奔赴滨海深圳，举家前来，掀起了恢复生产、开荒垦殖、重建家园的新高潮。清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康熙八年到嘉庆二十三年（1669—1818年）的一百五十年间，新安县的人口已猛增至225979人，村庄增至865个，其中专为客家人设置的“客籍村”达345个。（摘自　张一兵.深圳古代简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91.）

当年来到深圳的客家人，大都是来自粤东兴梅地区，即今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县。他们迁居新安后，大多聚居山区、海岛，如龙华、龙岗、石岩、观澜、大屿山、内伶仃岛等处，有些则徙居到海滨，如沙头角、大梅沙、小梅沙、土洋、叠福等地。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客家移民，摒弃原“山地客家”重文轻商的传统观念，他们靠山面海，因地制宜，积极从事开垦山地、捕鱼种养、采石、商贸等行业，艰苦奋斗，开基立业。客家人自兴梅山区迁到深圳滨海客家地区后，也从单一的山区农业转变为以农业为主，渔业、手工业、商业并举，商业意识不断加强。在随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数百座客家大围屋如雨后春笋般建起。至今仍屹立在深圳地区的，便有大万世居、鹤湖新居、龙田世居、大田世居等等。这些大围屋是客家围的标志性建筑，展现了深圳客家人的创业精神和建筑风格，每一座客家围屋的背后都有感人至深的创业故事。

在当年响应清廷“复界招垦”号召的客家移民中，有一位白手起家的典型代表，名叫罗瑞凤，堪称这支移民大军中的创业英雄。

罗瑞凤，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出生于广东嘉应州的兴宁县叶塘镇。兴宁曾是闽粤赣陆路交通枢纽，粤东商品集散地，为历代商贸重郡。清康熙、乾隆年间，“潮汕之盐、江西之米、兴宁之布”均由兴宁转销各地。由于商贸活跃兴旺，兴宁县城曾被称为“小南京”，素有“无兴（宁）不成市”的乡谚，意思是兴宁人较有商业头脑，会经商。罗瑞凤出生在兴宁这个环境里，毫无疑问自小就被赋予“有商业头脑”的基因。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44岁的罗瑞凤拿定主意要到政府招垦的新安县去闯一闯。其父罗子拔按当地风俗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指点，风水先生提出一个“金鸡报晓定落基”的主意，嘱咐罗瑞凤新置一担竹箩，并以红纸染红，将报晓公鸡装于红竹箩当中，一直朝新安的方向走，待至公鸡报晓时，便在那里定居发展。罗瑞凤依照办理，踏上迁徙之路。旅程劳累，数天之后，正是筋疲力尽之时，所带公鸡“喔喔”报晓。罗瑞凤欣喜异常，见此地田园平坦，有一湖泊水甚清澈，认为此处即是落基之地，乃问及村人，方知此地叫龙岗。向村民说明来意，征得同意，便在此搭棚落基。当年因“迁海”过去不久，本地居民尚少。安居后，罗瑞凤挑着箩担，穿着草鞋、烂衣，从收破烂做起。身处异乡，扎根落户，如何创业兴家呢？

罗瑞凤想起先祖罗珠公——这位汉朝为官的先贤，他一生清廉自守，秉性刚直，曾亲自为家族制定罗氏家风家训二十条，告诫后人必须秉持“俭、廉、孝、礼、信”等理念。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罗瑞凤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尤其是勤俭，罗瑞凤可谓极尽俭朴，节衣缩食，甚至拣来河边的鹅卵石用盐腌起来放在箩筐里，吃饭时拿出来舔一舔，当下饭菜。不久，他站稳脚跟，开始做起小贩。兴宁客家黄酒远近闻名，罗瑞凤发挥专长，开起酿酒作坊。他利用家传酿酒手艺酿造的黄酒鲜甜可口，极受欢迎。他每天起早摸黑，往来于龙岗、东莞之间，贩卖黄酒，生意越做越旺。不久，罗瑞凤便在凤岗塘沥创办了瑞合商号，但他一直牢记先贤的教诲，经商以诚信为先，无论是做小贩，还是当商号老板，始终本着“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原则，虽然精打细算，却从不谋取暴利。

经过多年发展，罗瑞凤经济实力大增，在龙岗老街开设了不少店铺，如山货店、土杂店、缸瓦铺、粮油店、打金铺、铁铺等，并开有当铺。

不仅如此，罗氏族人在罗瑞凤的带领下，很有投资理念。他们“善观时变”，多方投资，除了将部分资金用于土地的购买外，还将生意从龙岗、东莞做到沿东江流域，最远还做到广州等地。鹤湖罗氏用其独有的发家模式，令他们的财富滚雪球似的得以增值，他们的村名也以商号“罗瑞合”相称。

客家人发财致富后讲究有“架造”，俗语亦有“潮人好食粥，客人好造屋”。钱财多了，罗瑞凤便购买土地，开始构建鹤湖新居。历经三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座堪称“两百年前深圳平安大厦”的客家大围屋——鹤湖新居，拔地而起。罗瑞凤遵从古人“诒厥孙谋，以燕翼子”之意，就像老燕用双翼庇护幼子一样，为后代人做出长远谋划。按照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办教育就是为子孙“谋”的重要内容，故罗瑞凤将鹤湖新居内的私塾取名为“诒燕堂”，寄托了他对子孙读书成才的期望。果然，罗氏族人从第三代开始，便有人考取功名，走向仕途。按《鹤湖谱》记载，瑞凤公后世共有20人享有科举功名与官位，这是他重视教育的结果。

从山地客家来到滨海深圳的罗瑞凤，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从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变成赫赫有名的“龙岗罗”，建造了全国最大的客家围屋之一的鹤湖新居，成为当年滨海客家的创业英雄，其坚忍拼搏的历史足以让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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