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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创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登记专业机构
作者：柯伟祥 来源：《敢闯敢试 :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的全国“率先”》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1-20 人已围观
1990年8月16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登记专业机构——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正式组建成立。这也是新中国首家实行股份制的证券登记专业机构。随着公司的成立，深圳市场证券分散登记的历史就此终结，并且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与营业奠定了登记基础。
组建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实际上是一种应急措施。在证券登记专业机构成立之前，股票由发行公司自行登记或由券商代理登记，当年红荔路的特区证券营业部，以及中行营业部、国际基金部，都是各自登记、过户，是为“分散登记、分散过户”时期。
但刚刚萌芽的深圳证券市场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股票买卖混乱，交割过户困难，存在问题很多。由于效率低下，股票不能及时交割，在园岭对面荔枝公园门口的树下出现了黑市股票交易，市场秩序一度混乱，甚至还出现了假股票。
为培育健康的证券市场，规范股票交易的管理，1990年6月，深圳市政府及市人民银行决定分别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公司。当初，我们这家独立的证券登记公司筹备成立时叫“证券登记过户公司”，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在深圳市政府的批复件中就有“过户”二字，后来我们自己打报告建议去掉“过户”二字，以突出证券登记机构的专业性。
1990年，因为机缘巧合，我从政府机关踏入了证券业，有幸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家证券登记专业机构——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从零开始创建证券登记结算业务体系，进而推动证券登记清算交收“无纸化”，以及中央结算系统的建立。回首20多年，人的一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全情投入去开创一项全新事业。
当时我在深圳市计划局财经处，主要从事外汇统筹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的调研。那时财经处人少事多比较忙，副处长陈应春让我参与筹建登记公司，办完之后再回到财经处。谁知道这件事情一搞起来，就脱不了手。
1990年6月26日，我与筹备组组长许季才第一次见面，许季才当时在农行深圳分行当副行长。许季才让农行信托公司借给我3000块钱搞筹备。到8月份我们租下了红荔路25号边防六支队的礼堂。边防局局长王觉先后来跟我开玩笑，说当时我像个诈骗犯，既没有公章（公司还没有成立），也没有一分钱，就把部队的礼堂给租走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的建议，1990年8月7日，深圳人民银行决定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实行股份制，由深圳市国投、农行信托投资公司和特区证券等9家证券商出资组成，每股30万元（后又每股增资70万元）。9月15日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会议选举许季才为董事长，9月20日董事会会议聘任我为总经理。
筹备期间，我们充实队伍，加强培训，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经营架构。那时人手很缺，我就到银行等单位去挖人，去社会招聘，买辆自行车、买个草帽，就把人招来上班。当年从事登记业务的人都在证券公司，开始设计业务流程时，我就把他们请过来，先听他们讲业务，然后反复进行流程规划与设计，为后面的业务开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4个月的筹备期，就在礼堂的舞台上工作。那是一个空白的舞台，要你上去表演。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段充满挑战、艰辛而快乐的岁月。我们把舞台变成办公室，礼堂改造成柜台，后台化妆间改建成电脑房、财务室和库房。公司创业初期最紧张的时候，大伙儿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公司门口就有一批人在等，丈夫接妻子、父亲接女儿、小伙子接恋人，现在回想起这一场景，还让我非常感动。
登记公司成立后我们开始设计股票，决定把香港发明的转手纸和股票合在一起，为避免分割的麻烦，把股票搞成标准股票，100股或500股一手，也就是“一手一票”，股票后面印有10个格子，转让一次就在一个格子里填身份证号、名字，登记公司盖章确认，就可以继续流通了。
1990年11月26日，登记公司开始运作，12月1日，交易所开门。登记公司运作是交易所开门的前提，股票不集中登记就进不了交易所，不换成标准股票就不能集中交易，因为安达公司股本小、股东少，我们就先拿它做试验搞集中登记。
换发股票、集中登记的过程，提高了效率，解决了“分散登记”的问题，但实物股票仍在流动。尽管当时上市公司只有5家，登记业务量不大，但是我们换发标准股票和开户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几十万张股票要盖钢印，数据要录入电脑，并且实物股票的分红派息也很麻烦，大家天天加班。随着投资者数量增加和交易量上升，各家券商也不堪重负，纸面股票已成了证券交易的瓶颈，提高交收效率迫在眉睫。
我们到欧洲考察回来，经过香港时到汇丰银行，特意参观了它的地库。厚厚的几道门打开以后，一进去就闻到一股纸的霉臭味，几百、上千平方米的地库，很多人在里面数股票。看到汇丰银行对股票、转手纸的管理已经变成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在吃惊之余就痛下决心，实物股票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了，一定要尽快实施“无纸化”。
当时，全世界结算登记交收效率普遍低下，是加重“1987年全球股灾”的一个重要因素。“1987年全球股灾”导致了国际30人小组的成立，催生了G30报告。1991年，我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世界结算会议，其间跟港交所周文耀讨论证券登记结算“无纸化”问题，因为香港一直解决不了“无纸化”问题，周文耀也不相信我们能搞成功，但他提到了G30报告，我就向他要了一份英文版报告，拿回来赶快成立小组进行翻译。
刚开始翻译工作就遇到困难，因为我们没接触过这些新概念。待报告翻译出来，我们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是将来指导我们建立中央结算系统的国际标准。我们研究认为，在深圳证券市场实施证券无纸化是完全可行的，并且越早越好。公司将有关意见上报当时的主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得到了重视和认可。大约在1991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金管处召开由深交所、登记公司、券商等各市场主体机构参与的“无纸化”协调会，我和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特区证券总经理廖熙文等都到会。会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制定股票集中托管实施方案。
1991年12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联合发布了《股票集中托管方案实施细则》，同时也发布了《宝安股票集中托管公告》，宝安股票开始集中托管，随后渐次推进到深发展、万科等其他老五家股票。
搞集中托管，又叫作“非流动化”，它还不是彻底的“无纸化”，只是把这些纸集中起来放仓库不流动了。深圳市场彻底的“无纸化”，是从南玻B股发行开始的。
南玻B股发行搞“无纸化”，境外投资者大都是持反对意见的。我直接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你要参与游戏，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我们也努力说服他们放弃实物股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特批给登记公司一批带乾隆皇帝水印的印钞纸（原打算用于发行特区货币），用来印B股股票，最终南玻B股“无纸化”推行成功后，那批纸就没有派上用场了。从B股开始，就连境外投资人都能接受“无纸化”，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A股彻底的“无纸化”也就逐步推开了。
从1987年深圳发展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到1992年实现股票集中托管，我们用了5年时间，结束了深圳证券市场实物股票交收的历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纸化”交易，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基础设施，是支撑和保障证券市场稳定运行的后台中枢，当年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从事登记结算业务的专业人才、业务骨干，从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他们甘居后台，默默工作，不为人知，在20多年里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柯伟祥，原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总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
组建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实际上是一种应急措施。在证券登记专业机构成立之前，股票由发行公司自行登记或由券商代理登记，当年红荔路的特区证券营业部，以及中行营业部、国际基金部，都是各自登记、过户，是为“分散登记、分散过户”时期。
但刚刚萌芽的深圳证券市场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股票买卖混乱，交割过户困难，存在问题很多。由于效率低下，股票不能及时交割，在园岭对面荔枝公园门口的树下出现了黑市股票交易，市场秩序一度混乱，甚至还出现了假股票。
为培育健康的证券市场，规范股票交易的管理，1990年6月，深圳市政府及市人民银行决定分别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公司。当初，我们这家独立的证券登记公司筹备成立时叫“证券登记过户公司”，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在深圳市政府的批复件中就有“过户”二字，后来我们自己打报告建议去掉“过户”二字，以突出证券登记机构的专业性。
1990年，因为机缘巧合，我从政府机关踏入了证券业，有幸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家证券登记专业机构——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从零开始创建证券登记结算业务体系，进而推动证券登记清算交收“无纸化”，以及中央结算系统的建立。回首20多年，人的一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全情投入去开创一项全新事业。
当时我在深圳市计划局财经处，主要从事外汇统筹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的调研。那时财经处人少事多比较忙，副处长陈应春让我参与筹建登记公司，办完之后再回到财经处。谁知道这件事情一搞起来，就脱不了手。
1990年6月26日，我与筹备组组长许季才第一次见面，许季才当时在农行深圳分行当副行长。许季才让农行信托公司借给我3000块钱搞筹备。到8月份我们租下了红荔路25号边防六支队的礼堂。边防局局长王觉先后来跟我开玩笑，说当时我像个诈骗犯，既没有公章（公司还没有成立），也没有一分钱，就把部队的礼堂给租走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的建议，1990年8月7日，深圳人民银行决定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实行股份制，由深圳市国投、农行信托投资公司和特区证券等9家证券商出资组成，每股30万元（后又每股增资70万元）。9月15日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会议选举许季才为董事长，9月20日董事会会议聘任我为总经理。
筹备期间，我们充实队伍，加强培训，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经营架构。那时人手很缺，我就到银行等单位去挖人，去社会招聘，买辆自行车、买个草帽，就把人招来上班。当年从事登记业务的人都在证券公司，开始设计业务流程时，我就把他们请过来，先听他们讲业务，然后反复进行流程规划与设计，为后面的业务开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4个月的筹备期，就在礼堂的舞台上工作。那是一个空白的舞台，要你上去表演。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段充满挑战、艰辛而快乐的岁月。我们把舞台变成办公室，礼堂改造成柜台，后台化妆间改建成电脑房、财务室和库房。公司创业初期最紧张的时候，大伙儿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公司门口就有一批人在等，丈夫接妻子、父亲接女儿、小伙子接恋人，现在回想起这一场景，还让我非常感动。
登记公司成立后我们开始设计股票，决定把香港发明的转手纸和股票合在一起，为避免分割的麻烦，把股票搞成标准股票，100股或500股一手，也就是“一手一票”，股票后面印有10个格子，转让一次就在一个格子里填身份证号、名字，登记公司盖章确认，就可以继续流通了。
1990年11月26日，登记公司开始运作，12月1日，交易所开门。登记公司运作是交易所开门的前提，股票不集中登记就进不了交易所，不换成标准股票就不能集中交易，因为安达公司股本小、股东少，我们就先拿它做试验搞集中登记。
换发股票、集中登记的过程，提高了效率，解决了“分散登记”的问题，但实物股票仍在流动。尽管当时上市公司只有5家，登记业务量不大，但是我们换发标准股票和开户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几十万张股票要盖钢印，数据要录入电脑，并且实物股票的分红派息也很麻烦，大家天天加班。随着投资者数量增加和交易量上升，各家券商也不堪重负，纸面股票已成了证券交易的瓶颈，提高交收效率迫在眉睫。
我们到欧洲考察回来，经过香港时到汇丰银行，特意参观了它的地库。厚厚的几道门打开以后，一进去就闻到一股纸的霉臭味，几百、上千平方米的地库，很多人在里面数股票。看到汇丰银行对股票、转手纸的管理已经变成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在吃惊之余就痛下决心，实物股票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了，一定要尽快实施“无纸化”。
当时，全世界结算登记交收效率普遍低下，是加重“1987年全球股灾”的一个重要因素。“1987年全球股灾”导致了国际30人小组的成立，催生了G30报告。1991年，我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世界结算会议，其间跟港交所周文耀讨论证券登记结算“无纸化”问题，因为香港一直解决不了“无纸化”问题，周文耀也不相信我们能搞成功，但他提到了G30报告，我就向他要了一份英文版报告，拿回来赶快成立小组进行翻译。
刚开始翻译工作就遇到困难，因为我们没接触过这些新概念。待报告翻译出来，我们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是将来指导我们建立中央结算系统的国际标准。我们研究认为，在深圳证券市场实施证券无纸化是完全可行的，并且越早越好。公司将有关意见上报当时的主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得到了重视和认可。大约在1991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金管处召开由深交所、登记公司、券商等各市场主体机构参与的“无纸化”协调会，我和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特区证券总经理廖熙文等都到会。会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制定股票集中托管实施方案。
1991年12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联合发布了《股票集中托管方案实施细则》，同时也发布了《宝安股票集中托管公告》，宝安股票开始集中托管，随后渐次推进到深发展、万科等其他老五家股票。
搞集中托管，又叫作“非流动化”，它还不是彻底的“无纸化”，只是把这些纸集中起来放仓库不流动了。深圳市场彻底的“无纸化”，是从南玻B股发行开始的。
南玻B股发行搞“无纸化”，境外投资者大都是持反对意见的。我直接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你要参与游戏，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我们也努力说服他们放弃实物股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还特批给登记公司一批带乾隆皇帝水印的印钞纸（原打算用于发行特区货币），用来印B股股票，最终南玻B股“无纸化”推行成功后，那批纸就没有派上用场了。从B股开始，就连境外投资人都能接受“无纸化”，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A股彻底的“无纸化”也就逐步推开了。
从1987年深圳发展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到1992年实现股票集中托管，我们用了5年时间，结束了深圳证券市场实物股票交收的历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纸化”交易，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基础设施，是支撑和保障证券市场稳定运行的后台中枢，当年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从事登记结算业务的专业人才、业务骨干，从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他们甘居后台，默默工作，不为人知，在20多年里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柯伟祥，原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总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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