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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
作者：杨宏海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09 人已围观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经济特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兴办大量的“三资”企业与“三来一补”企业。伴随“百万移民下珠江”的大潮，深圳也有上百万外来临时工参与特区建设，这些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的年轻人，从内地脱胎而来追赶文明，也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铸建着文明，谱写出一曲曲开拓、拼搏、奋斗的壮歌，为发展特区商品经济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于是，一种新的特区文化现象——“打工文学”应运而生，且愈来愈引起世人的
瞩目。
一、悄悄崛起的“打工文学”
短短的十余年，深圳这个边陲小镇已建成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新城，并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外来临时工。时至今日，上百万临时工已成为深圳商品经济的重要方面军，亦成为特区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他们大多是外来移民，且多来自乡镇，年龄结构、文化层次都偏低，主要为“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企业打工，他们的生活构成特区生活的一个层面。如何真实地反映“打工者”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探视他们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心理发展轨迹，成为时代赋予特区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课题。
深圳特区的“打工文学”，萌发于1984 年，《特区文学》陆续发表一些反映临时工生活的作品。到了1986 年前后，深圳才有较为明显的将打工者生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去反映的文学意识。如在《特区文学》发表的作品中，有《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1986)、《老板• 女工们》(1987)、《深圳临时工》（1988)、《来自女儿国的报告》(1988) 等等。1988 年宝安县《大鹏湾》明确提出以反映“打工仔生活”为己任，追求“打工仔文学”特色，发表了一批打工仔作者写的作品，在广大临时工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与此同时，《花城》《广州文艺》《珠海》《佛山文艺》等刊物都陆续发表这类题材的作品。一些报纸和期刊，纷纷开设“打工仔征文”等专栏，为广大临时工提供练笔的园地和倾吐心声的场所。深圳广播电台推出为期四个月的“打工天地”文学节目，向听众评介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品，引起许多文学青年的关注，激发了他们对“打工文学”的浓厚兴趣。
百万打工者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也引起影视文化界的关注。珠影著名导演张良及其夫人王静珠创作并拍摄出第一部反映打工生活的影片《特区打工妹》，深圳影视界组织创作拍摄的故事片《你好！太平洋》、电视剧《深圳人》《鸿雁传情》，广州电视台组织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等，均把镜头更多地对准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反映他们对发展商品经济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开拓、拼搏、奋进的历程，客观上亦为“打工文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0 年，深圳举办大规模的“特区十周年大鹏文艺奖”评选活动，有四篇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获奖，初步显示出特区“打工文学”的实绩。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逐步形成了一支关注打工生活、热心从事“打工文学”创作的作家( 作者）队伍，如陈荣光、陈秉安、林坚、张伟明、杨群、刘树泉、黄开林、无君、海珠、安子、黄秀萍、王惠、冰野等。他们的作品以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描绘出一幅幅南国“打工世界”的精彩画卷，丰富和深化了特区文学的内涵。我认为，作为一种悄悄崛起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是继南国“知青文学”“都市文学”“军旅文学”之后，更具南方特色、影响更广、规模更大的新的文学景观，它为岭南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更为探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文学走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宝贵实践经验。
二、林坚、张伟明笔下的“打工世界”
在特区“打工文学”的作者中，迄今为止具有发展潜质的是林坚和张伟明。这两位分别来自粤西和粤北的打工仔，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他们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告别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家乡，带着自己对愚昧、贫穷的抗争和对心中理想的追求，迈进了“闯深圳”的打工队伍行列。
1984 年，林坚以他初到特区打工的切身体验，写出《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这部短篇小说。小说中本来与世无争的年轻人，面对竞争激烈的生态环境，逐步认识到“要搏杀才能有出路”的严酷现实，从而自觉地调整传统的文化心态并作出果断抉择。作品在今天看来颇粗糙，但已显示出作者敏锐的艺术触角，传导出鲜明的特色气息。林坚尔后创作的《外面的城市》《流浪者的舞蹈》等小说，都从不同的角度强化“打工者必须适应环境、参与竞争”这一题旨。
在林坚的小说创作中，迄今较为成功的，要数发表在《花城》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这部作品的标题，深受打工者们的青睐，亦在广大特区新移民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当然，作品的魅力，在于塑造了两个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属于白领阶层的打工妹齐乐，面对许多人不适应的都市生活，能主动把握自己而游刃自如。正是特区造就了这么一个既能适应现代文明、发挥个人才智，又能取悦他人、保护自己的新的打工妹形象。与齐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打工仔段志，这是一个在事业与爱情上都充当弱者的形象。他因不适应特区的生活而不得不回到家乡。但经过特区现代文明熏陶的他，已不能适应家乡落后封闭的生活，于是又重返这座“别人的城市”，尽管特区打工生涯充满艰苦与无奈，但这里毕竟是充满希望的精彩世界！段志们在现代文明面前别无选择的命运，揭示了特区新城所具有的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性，这正是小说塑造形象的价值所在。
自称为“现代流放者”的张伟明，为了追求人生的价值，辞掉家乡的“铁饭碗”，来到宝安县当临时工。张伟明是幸运的，当他获取到对打工生活的丰厚感受并有了强烈创作欲望的时候，《大鹏湾》提供了耕耘的园地。张伟明几年来写的小说，几乎都是先在《大鹏湾》发表后才被国内其他报刊所选用的。
1988 年，张伟明发表了第一篇打工小说《我们INT》（INT，即接触不良）。作品描写了打工者对以流水线为轴心的大工业条件的不适应。大工业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与温情脉脉的小农经济不同，大工业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积累，同时却伴随着对旧的生产关系无情的摧毁。在这里，高大的厂房充斥的是紧张的节奏、严格的纪律、明确的上下关系。流水线不需要人的个性展示，只需要灵活快捷的手。小说中，“我”与其他打工者难以忍受厂方无休止的加班，采取了“集体放假”的行动。当劳资双方发生冲突时，“我”代表打工者以四百余字仅用一个感叹号的“长句体”，回敬了香港总管的质问，痛快淋漓地表达了打工者的生态与心态。
张伟明的另一篇小说《下一站》，真切地反映了特区打工者“东家不打打西家”的“潇洒”。打工生涯是漂泊不定的，人生的“下一站”也在不断探索之中。但是，打工仔永远面对现实，向着明天。作品有一段颇为精彩的描写：香港管理人员杜丽珠向来漠视内地员工的人格尊严，当她又一次称临时工吹雨为“马仔”时，吹雨马上回敬道：“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杜丽珠即以扣奖金为威胁，吹雨毫不犹豫地写了份“辞工书”，声明将本月工资给这位“香港婆”当“小费”，然后潇洒地离去，通过“跳槽”，去寻找人生理想的“下一站”，尽管他要为此付出代价。许多打工仔读到这一段，都不约而同地鼓掌叫好。
小说《下一站》在启示人们，深圳拥有比内地更多平等竞争的机会，以及较为自由的选择天地。内地人也想拥有这份不羁，但内地人事制度、就业机遇等不允许；而深圳处处有自我表现的机会，时时有被淹没淘汰的可能，每个人都要开拓、竞争、拼搏，都要在追赶机遇的同时接受机遇对你的严峻考验。《下一站》正是写出了特区这一多彩的生态环境以及特区人“沉重的潇洒”的鲜明特色，赋予特区文学新的文化特质。
近年来，不少评论家认为，深圳式的“潇洒”是特区文学“特”之所在，论者多举刘西鸿为例。在我看来，深圳式的“潇洒”是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区创办初期，刘学强、林雨纯弘扬“敢为天下先”“应做就去做”等新观念，是一种“理想的潇洒”；1986 年至1987 年间，刘西鸿、李兰妮的小说，表现特区青年以“你不可改变我”的执着，去参与良性竞争，争取拥有“自己的天空”，是一种“轻松的潇洒”；到了林坚、张伟明笔下的“打工文学”，真切地表现了特区新移民在“别人的城市”里，为了追求理想而不断走向“下一站”的历程，它使人感触到特区历史在艰难困苦中奋进的沉重足音，是一种“沉重的潇洒”。它比理想的、轻松的“潇洒”更贴近生活，更具有商品经济条件下特区人文精神的内涵，由此也可体现“打工文学”在特区文学多元格局中的位置。
瞩目。
一、悄悄崛起的“打工文学”
短短的十余年，深圳这个边陲小镇已建成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新城，并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外来临时工。时至今日，上百万临时工已成为深圳商品经济的重要方面军，亦成为特区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他们大多是外来移民，且多来自乡镇，年龄结构、文化层次都偏低，主要为“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企业打工，他们的生活构成特区生活的一个层面。如何真实地反映“打工者”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探视他们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心理发展轨迹，成为时代赋予特区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课题。
深圳特区的“打工文学”，萌发于1984 年，《特区文学》陆续发表一些反映临时工生活的作品。到了1986 年前后，深圳才有较为明显的将打工者生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去反映的文学意识。如在《特区文学》发表的作品中，有《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1986)、《老板• 女工们》(1987)、《深圳临时工》（1988)、《来自女儿国的报告》(1988) 等等。1988 年宝安县《大鹏湾》明确提出以反映“打工仔生活”为己任，追求“打工仔文学”特色，发表了一批打工仔作者写的作品，在广大临时工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与此同时，《花城》《广州文艺》《珠海》《佛山文艺》等刊物都陆续发表这类题材的作品。一些报纸和期刊，纷纷开设“打工仔征文”等专栏，为广大临时工提供练笔的园地和倾吐心声的场所。深圳广播电台推出为期四个月的“打工天地”文学节目，向听众评介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品，引起许多文学青年的关注，激发了他们对“打工文学”的浓厚兴趣。
百万打工者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也引起影视文化界的关注。珠影著名导演张良及其夫人王静珠创作并拍摄出第一部反映打工生活的影片《特区打工妹》，深圳影视界组织创作拍摄的故事片《你好！太平洋》、电视剧《深圳人》《鸿雁传情》，广州电视台组织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等，均把镜头更多地对准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反映他们对发展商品经济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开拓、拼搏、奋进的历程，客观上亦为“打工文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0 年，深圳举办大规模的“特区十周年大鹏文艺奖”评选活动，有四篇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获奖，初步显示出特区“打工文学”的实绩。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逐步形成了一支关注打工生活、热心从事“打工文学”创作的作家( 作者）队伍，如陈荣光、陈秉安、林坚、张伟明、杨群、刘树泉、黄开林、无君、海珠、安子、黄秀萍、王惠、冰野等。他们的作品以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描绘出一幅幅南国“打工世界”的精彩画卷，丰富和深化了特区文学的内涵。我认为，作为一种悄悄崛起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是继南国“知青文学”“都市文学”“军旅文学”之后，更具南方特色、影响更广、规模更大的新的文学景观，它为岭南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更为探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文学走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宝贵实践经验。
二、林坚、张伟明笔下的“打工世界”
在特区“打工文学”的作者中，迄今为止具有发展潜质的是林坚和张伟明。这两位分别来自粤西和粤北的打工仔，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他们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告别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家乡，带着自己对愚昧、贫穷的抗争和对心中理想的追求，迈进了“闯深圳”的打工队伍行列。
1984 年，林坚以他初到特区打工的切身体验，写出《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这部短篇小说。小说中本来与世无争的年轻人，面对竞争激烈的生态环境，逐步认识到“要搏杀才能有出路”的严酷现实，从而自觉地调整传统的文化心态并作出果断抉择。作品在今天看来颇粗糙，但已显示出作者敏锐的艺术触角，传导出鲜明的特色气息。林坚尔后创作的《外面的城市》《流浪者的舞蹈》等小说，都从不同的角度强化“打工者必须适应环境、参与竞争”这一题旨。
在林坚的小说创作中，迄今较为成功的，要数发表在《花城》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这部作品的标题，深受打工者们的青睐，亦在广大特区新移民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当然，作品的魅力，在于塑造了两个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属于白领阶层的打工妹齐乐，面对许多人不适应的都市生活，能主动把握自己而游刃自如。正是特区造就了这么一个既能适应现代文明、发挥个人才智，又能取悦他人、保护自己的新的打工妹形象。与齐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打工仔段志，这是一个在事业与爱情上都充当弱者的形象。他因不适应特区的生活而不得不回到家乡。但经过特区现代文明熏陶的他，已不能适应家乡落后封闭的生活，于是又重返这座“别人的城市”，尽管特区打工生涯充满艰苦与无奈，但这里毕竟是充满希望的精彩世界！段志们在现代文明面前别无选择的命运，揭示了特区新城所具有的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性，这正是小说塑造形象的价值所在。
自称为“现代流放者”的张伟明，为了追求人生的价值，辞掉家乡的“铁饭碗”，来到宝安县当临时工。张伟明是幸运的，当他获取到对打工生活的丰厚感受并有了强烈创作欲望的时候，《大鹏湾》提供了耕耘的园地。张伟明几年来写的小说，几乎都是先在《大鹏湾》发表后才被国内其他报刊所选用的。
1988 年，张伟明发表了第一篇打工小说《我们INT》（INT，即接触不良）。作品描写了打工者对以流水线为轴心的大工业条件的不适应。大工业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与温情脉脉的小农经济不同，大工业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积累，同时却伴随着对旧的生产关系无情的摧毁。在这里，高大的厂房充斥的是紧张的节奏、严格的纪律、明确的上下关系。流水线不需要人的个性展示，只需要灵活快捷的手。小说中，“我”与其他打工者难以忍受厂方无休止的加班，采取了“集体放假”的行动。当劳资双方发生冲突时，“我”代表打工者以四百余字仅用一个感叹号的“长句体”，回敬了香港总管的质问，痛快淋漓地表达了打工者的生态与心态。
张伟明的另一篇小说《下一站》，真切地反映了特区打工者“东家不打打西家”的“潇洒”。打工生涯是漂泊不定的，人生的“下一站”也在不断探索之中。但是，打工仔永远面对现实，向着明天。作品有一段颇为精彩的描写：香港管理人员杜丽珠向来漠视内地员工的人格尊严，当她又一次称临时工吹雨为“马仔”时，吹雨马上回敬道：“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杜丽珠即以扣奖金为威胁，吹雨毫不犹豫地写了份“辞工书”，声明将本月工资给这位“香港婆”当“小费”，然后潇洒地离去，通过“跳槽”，去寻找人生理想的“下一站”，尽管他要为此付出代价。许多打工仔读到这一段，都不约而同地鼓掌叫好。
小说《下一站》在启示人们，深圳拥有比内地更多平等竞争的机会，以及较为自由的选择天地。内地人也想拥有这份不羁，但内地人事制度、就业机遇等不允许；而深圳处处有自我表现的机会，时时有被淹没淘汰的可能，每个人都要开拓、竞争、拼搏，都要在追赶机遇的同时接受机遇对你的严峻考验。《下一站》正是写出了特区这一多彩的生态环境以及特区人“沉重的潇洒”的鲜明特色，赋予特区文学新的文化特质。
近年来，不少评论家认为，深圳式的“潇洒”是特区文学“特”之所在，论者多举刘西鸿为例。在我看来，深圳式的“潇洒”是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区创办初期，刘学强、林雨纯弘扬“敢为天下先”“应做就去做”等新观念，是一种“理想的潇洒”；1986 年至1987 年间，刘西鸿、李兰妮的小说，表现特区青年以“你不可改变我”的执着，去参与良性竞争，争取拥有“自己的天空”，是一种“轻松的潇洒”；到了林坚、张伟明笔下的“打工文学”，真切地表现了特区新移民在“别人的城市”里，为了追求理想而不断走向“下一站”的历程，它使人感触到特区历史在艰难困苦中奋进的沉重足音，是一种“沉重的潇洒”。它比理想的、轻松的“潇洒”更贴近生活，更具有商品经济条件下特区人文精神的内涵，由此也可体现“打工文学”在特区文学多元格局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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