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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

作者:杨宏海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09 人已围观



三、安子、黄秀萍的艺术视角
继林坚、张伟明之后,打工阶层一批女作者脱颖而出,其中佼佼者为安子和黄秀萍。由于深圳临时工大部分是女性,故打工女作家的作品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安子,原名安丽娇,十七岁那年初中毕业便到深圳,先后干过流水线插件工、制版工、宾馆服务员、某公司经理助理。安子自称是个“不安分”的打工妹,不甘心被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流水线挤压成无知无觉的“机器人”。在繁重的打工之余,她坚持自学,不仅是为取得一纸文凭,更为不断充实自己。在深圳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安子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她以“打工妹代言人”的创作动机和使命感,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最初的作品,是以《蛇口打工一族》为题的纪实体散文,在某工业区一家小报发表,作品带着初学写作者的稚气,但以鲜活的打工题材引起打工者的注目。尔后,深圳的几家报刊都为安子的练笔提供了园地,但她的成名作应是1991 年连续四个月在《深圳特区报》连载的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打工妹们复杂的心态和执着的追求,在特区打工阶层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被誉称为“打工文学的一朵报春花”。不久,海天出版社将其出版单行本,并作为该社推出的“打工文学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最近,安子又转向新的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仍然瞄准自己所熟悉的打工生活题材,决心在作品中塑造出更多的打工妹中的“维纳斯”。

安子是个善于把握机遇而对事业不懈追求的女性,她认为深圳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问题在于你是否有把握机遇的准备和能力。在创作中,她总是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观察打工者从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奋斗过程,试图用艺术形象来鼓励打工者们热爱生活热爱特区。《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里共写了十六个打工妹的故事,可以说,每一个故事都具有戏剧性。诚然,打工生活是漂泊而艰苦的,绝大部分打工妹在深圳的经历仅是一段青春之旅,她们面临的是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生活。但安子笔下的打工妹大都是成功人物,表现出一种“挑战生活,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色彩,并从某一层面反映了打工者阶层从小农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悲壮历程。正如她在《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的后记中写道:“无论是留下的,还是回到自己家乡去的,
都在默默奋斗着。平均年龄二十二岁的数十万深圳打工女——她们的青春是无悔的,毕竟她们在这个新城市树立了一座值得永生纪念的丰碑。”

如上所述,我以为打工文学的基调是写出一种“沉重的潇洒”。如果说,安子的创作淡化了其“沉重”,强化了其“潇洒”,那么黄秀萍的艺术视角则有所不同,她更多地把笔触伸向生活在最底层的打工者的内心世界,去表现他们在商品经济挤压之下独特的遭遇和痛苦。

黄秀萍与安子亦是同龄人,高中毕业后在一个水电站工作,不久即到深圳打工。出于对追寻缪斯的痴情,即使在艰苦难挨的环境里,她也总是要见缝插针抽空阅读和写作。每当加班至凌晨,回到宿舍得不到半桶水冲凉,汗渍满身,彻夜辗转难眠,她便伏在铁架床上“爬格子”。女人的才情是关不住的,一有机会就会显露出来。1991 年,黄秀萍的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绿叶,在风中颤抖》(后发表在《特区文学》),引起了深圳文坛的注意。作品以浓郁的生活气息、深沉而婉约的文笔,刻画了四位栩栩如生的打工妹形象,通过她们在独资厂打工的坎坷遭遇,披露了打工阶层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读来引人深思。这篇小说在深圳广播电台“打工天地”文学节目广播后,引起较大反响,收到珠海、东莞、深圳等地许多听众的来信,对小说中打工妹的命运表示关注。
珠海驻军某部的一群解放军战士还专门为这篇作品开了一个讨论会。为此,黄秀萍深受鼓舞,更加勤奋地进行写作。其创作反映打工妹生活的中篇小说《云深不知处》《潇洒的累》等,引起一家省级文学刊物的兴趣,准备在近期连续推出。

安子笔下的打工妹,大都具有“要做深圳的主人”的意识,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而黄秀萍似乎比较“现实”,她作品中的打工妹,“只不过是深圳这片繁华之地的过客而已”。发表在广东省文学月刊《作品》今年第一期的小说《这里没有港湾》,较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作品中的打工妹犹如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拼搏;想找一处无风无浪的港湾停泊下来,可是,这里没有港湾。小说披露了打工妹生活的严峻与她们对爱情的焦渴和对生存的希冀,她们处处想表现个人的价值而又时时掩盖不住内心的自卑,心灵沉重的负荷已成为她们一种客观的存在。可以说,透过安子与黄秀萍不同的艺术角,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打工妹们真实的生态与心态。

四、把握“打工文学”主旋律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沿海开放城市与经济特区打工阶层的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的文学或改革文学,面临着许多崭新的课题和有待开掘的领域。过去我们的改革文学( 或工业题材的文学)总是把目光对准叱咤风云的改革家、企业家,或者是拿着“铁饭碗”的工人,很少描写到因引进外资形成的打工族。“打工文学”的出现弥补了这一不足。打工仔、打工妹的形象将使中国当代文学形象的画廊中增添新的内容。尤其可贵的是,当内地文学出现“先锋派”“新写实主义”等流派,文坛出现“玩文学”现象之际,当文学创作又开始走入象牙塔,读者与作者都日趋减少的时候,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特区文学却奉献出更多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之作,作者与读者的人数日趋增长,大批身在流水线作业的工人拿起笔来参与文学创作,出现“特区建设者写特区建设,特区建设者写建设者”的可喜局面。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还很稚嫩,许多作者虽然拥有丰富的生活,却缺乏创作的准备,受制于艺术功力的粗浅。许多作品大都停留在仅仅揭示了打工生活这一层面上,自觉不自觉地满足于“题材新”而欠缺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开拓;同时,笔者在参与主持深圳广播电台“打工天地”文学节目时,发现不少打工作者的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原生态”描写真切,而对正在进行的对外开放与“四化”建设欠缺理解,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作品充满了破碎感与压抑感,这就提出了文学如何更准确地反映打工生活的问题。

毫无疑问,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别无选择的历史必然。特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试验场,是最早实行对外开放与发展商品经济的地方,也是率先进行工业化、都市化社会(或称工业文明)建设的地方。就深圳而言,所谓的“深圳人”,就包括了百万打工者在内的这一新的社会群体。打工者与其他深圳人一样,都生活在深圳特区这块沃土上,共同呼吸着特区同等的空气,同样感受着特区的冷暖,他们的地位、处境、命运与中国20 世纪30 年代的“包身工”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经济特区的临时工,是以法律的形式通过合同关系被保护着的。他们不是被动的、没有保障的“被雇佣者”,而是一名企业员工。(当然,因他们是临时工,生存环境比其他人要艰苦。)由于特区人事制度的改革,就业机遇多,比起内地,确实有更多较为平等的竞
争机会、较为自由的选择天地。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百万打工者参与的商品经济建设,是为了给中国闯出一条新路,特区的生命史包孕着他们的生命史,特区的丰碑凝聚着他们的血汗。他们所有的奋斗、磨难和痛苦,都将升华为一种驱使社会进步、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因此,他们的奉献是必然的,他们的功劳是不会泯灭的。这应成为“打工文学”的主旋律。

同时应当指出,在“打工文学”作品中,有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运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商品经济相类比,着意揭露现代商品经济带来的异化以及对人性的扭曲,从而呼唤“回归自然”等等,这是失之偏颇的。我国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建设现代化,与西方工业文明有明显的区别。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科学、现代理性、现代文明、经济、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卡夫卡抨击的现代都市把人异化为机器的西方现代社会,与我们的国情、民情不能类比。我们需要写出商品经济带来人的异化,也同样需要表现出人在克服异化的努力中闪射出来的光辉;我们可以对传统的田园风光和人伦观念寄予眷恋,同时更要对安于贫困、不求进取、排斥竞争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共性危害有足够的认识。一句话,就是需要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运动有客观的整体把握,力求以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去反映现实生活。有些“打工文学”作品从审美角度来看,起点颇高,但以历史标准去衡量,那“都市恶、乡村美”的倾向则表明写作者还没有把握特区商品经济的必然趋势。因此我认为,在衡量“打工文学”作品时,在探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文学走向的过程中,必须要重提“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文学评判标准。

广东是近代革命的发源地,是当代商品经济的大市场,理应产生有鲜明南方特色的地域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特区文化现象,深圳“打工文学”与广州“商战文学”一样,是岭南文学内涵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外开放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新的文学景观。它使人们不仅看到了新时期南方商界中人驰骋市场的翩翩身影,也感触到南方数百万打工者参与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足音。从总体上看,林坚、张伟明、安子、黄秀萍的“打工文学”,不仅写出了社会转型期的“美丽的混乱”,也写出了打工阶层的“漂泊的迷惘”。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以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刻画出广大打工者们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沉重的潇洒”。“打工文学”以艺术形象来说明:在深圳这片土地上,拥有更多的潇洒,尽管也有相伴而来的重负。包括打工仔在内的特区人今天在这里奋斗,都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中国的未来,中国人的未来。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世界才显得那么精彩!这些打工者们才显得那么可爱!这种“沉重的潇洒”,是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不乏理想主义的光辉闪现,它为特区文学赋予新的文化品格,也为岭南文学的血脉注入更多商品经济的基因。

                                                       原载《当代文坛报》1991 年第4 期,1992 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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